互联网监管的一条政策主线是共同富裕,辅以反垄断/反不正当竞争和网络安全/数据安全两条监管主线。

共同富裕概念最早是 2019 年底提出,2021 年国家最高执政团队在 9 个不同场合提到过,并在 2021 年 8 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议上已经由相关部委向最高团队汇报方案,这意味着共同富裕已经从概念转变成政策层面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,又对此概念进行了阐释。共同富裕纲领或许会在两会后或 9 月份夏休后提出,这一纲领对国内的影响会很深远,持续 10-20 年影响很多产业。对有的行业意味着发展上限,有的行业意味着发展下限。

共同富裕的纲领或对不同行业的发展做三个层次的切分:有些行业是要进行高质量发展(高端制造、新能源汽车等),有些行业需要进行调整(互联网行业),有些行业要过渡到公共服务属性(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行业)。

高质量发展行业会进一步鼓励其发展,通过共同富裕的纲领,主要是会确认行业发展的下限对于涉及到公共服务属性的行业,要关注是否会区分对待,像课外教育行业那样一竿子打倒。在纲领提出后,地方政府和各大部委会提出相对应共同富裕的政策,会和现在行业政策有一些交叉和重叠,但政府会尽量避免出现像双减这样的极端政策。

可以预见的是,对于收入结构会有调整,以往的一些税收漏洞和红利会被取消,从而会影响一些行业的生存和实际利润水平,这一波边际趋严的影响会涉及的领域远不止直播、股权投资等目前已经有影响的行业。互联网的税收优惠可能在官方文件中被取消。

反垄断监管机制已经比较完善,政府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机构(反垄断局,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),政策工具也正在完善(上位法反垄断法正在加速修订,平台反垄断指南等),监管案例也有不少一些标志性事件落地(刚开始对市场的冲击是最大的,今年市场可预测性和机构的合规能力也在提升)。

今年反不正当竞争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,从头部企业向非头部企业过渡,从反垄断过渡到反不正当竞争也显示监管进入常态化阶段。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,对于涉及反垄断/反不正当竞争的语言发生了变化,从“加强反垄断,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到“提振市场主体信心” 发生了变化,重点出现了偏移。

互联网企业会被推动数据开放共享,监管从去年的简单监管到希望大公司做一些促进行业生态的事情;头部大公司的并购会被限制,资本外生扩张的方法将受到限制,最近腾讯、阿里有这些措施,这都是和监管做了很多沟通后才采取这种行为,以后要靠内生发展了;反垄断去年带来的业务影响(巨额罚款,二选一)会在 2022 年会边际改善,反映了监管希望行业健康发展的目标。

网络安全/数据安全方面,监管节奏可以类比 2021 年初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,监管工具(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、个人信息保护法、网络安全审查办法)和意愿准备就绪,即将进入到监管案例的阶段。

首先,财务角度上会对各类公司的合规成本提高,从软硬件采购、到数据存储、运营、交易、变现都受到影响,整个过程需要公司长周期的投入,很多公司的运营成本会大幅度提高。同时,违规成本非常高,比如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罚款底线是从 5000 万人民币到上年收入的 5%。其次,对于公司业务拓展影响很大,如阿里发现的 Apache 漏洞就会影响到他们拓展政企类客户。对于大量数据驱动发展业务的腰部企业,上市的公司也面临着回溯性的由监管主动启动的网络安全/数据安全的审查,没有上市的公司的上市进程可能受到影响。第三,今年或许就会树立一些典型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案例,网络安全是由网信办来负责监管,网信办有很强的政绩驱动去主动触发安全审查。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今年触发的损失从公司投入,到业务影响到违规损失,可能都会高于受到反垄断的影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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